在百色采风中，我们一路上有过不少“巧遇”，采访田东县田东县平马镇百谷红军村的韦天星老伯就是其中的一次。在诸多采访人物中，这位今年73岁、在村里当过28年支书的老人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百色人在革命传统激励中代代相传的自强不息精神。

7月15日，百色行采风团田东分队沿着邓小平在田东的革命足迹踏上了百谷红军村。刚到村口，正当我们忙着记录和拍照时，一位老伯主动向记者打招呼“红军村陈列室往那边走。” 他微笑着、目光炯炯有神。可以看出，他已经猜到我们应该是来参观采访红军村的。

老伯的主动和热情引起了记者的兴致。于是，我们也主动了起来：“谢谢您，阿伯。你们现在的生活看起来过得不错呀！我们想到你家看看好吗？”老伯没有推却：“前面一点是我儿子的家，到那里坐坐吧。”

我们边走边聊，老伯滔滔不绝地讲述起红军村的光荣历史：百谷村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百色起义期间，村里86户，就有71位男青年23位女青年分别参加自卫队和妇委会，投身革命。韦老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当年，韦老伯的父亲曾随陈洪涛（红七军21师政委，红七军北上期间，同韦拔群等留守百色）一道去了东兰县，后来因在途中得了伤寒，1938年缺医病死在家。

“父亲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没有，我那时还小，不懂。” 7岁时就已见不到父亲的韦老伯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只记得他上山打游击，就睡在山上。”

“家里还有保存父亲用过的东西吗？”

“没有，都烧光了，那时整个村都烧光了。”老伯一脸严肃地回答。原来，当时反动派对革命地区实行“三光”政策。1930年中秋节，视百谷村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民党发动派一把火烧把谷村村民房全部烧毁，老伯家也难逃厄运。后来老伯因为家境贫困，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提起这些旧事，韦老至今难以忘怀.。

“这是我儿子的家。”走到一间贴有瓷片，装有铝合金窗子的屋子旁，他说。走进房间，只见家里电视、电冰箱等日常电器一应俱全。房里房外，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老区民房摸样了。

谈起现在的生活，老伯的感触可就大了。“早上稀饭，中午、晚上干饭，现在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如今他自己一家，除了种田，几个儿子也已外出打工。“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1982年重新分到土地。”几十年过来了，老伯说，改革开放政策让老百姓受益最大，这当中特别要感谢邓小平。“以前，种菜不得，打鱼不得。”、“我们村有个大队长，种了菜去卖，结果就被撤消职务了。”据他介绍，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各项建设便不断取得了进步。1990年以来，百谷村兴起了建房子的热潮，而他儿子也在那时盖起了房子。“红军村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如今已经成为平马镇的首富村了。我们很怀念邓小平呀，没有他老人家，我们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

老伯1957年入党，1962年到1989年一直在村里担任支部书记。他告诉我们，做支书的时候，他为村里开发水利、建水库想了不少办法，号召村民种果树，搞运输、建拖拉机。“你们刚才进入村里时经过的那座桥，就是我在任时修建的。为了这座桥，我三番五次跑去南宁，请求政府拨款为我们修桥。”讲起这段经历，老伯的眼神充满了自豪。

得知我们是从广州来的，老伯高兴地介绍起家史：“我们老祖宗是从广东南海过来的，至今已有十几代了。我们这里好多人都能讲‘白话’的，他们的祖宗也是广东人。”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也来劲了，随即改口用白话与这位“老乡”寒喧了一番。

由于时间安排得较紧。虽然意犹未尽，但我们还是匆匆结束了与韦老伯的访谈，离开他家继续赶往陈列管参观采访。当我们还没走多远时，老伯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专程为我们送来一本名为《百色烽火》的小册子。后来我们回到驻地翻阅此书时，才发现在书中的编写人员名单中，也有韦老伯的名字。当时，老伯虽然没提到这些，但我们知道，这当中浸透着一位革命后代对革命先烈的深深铭记，蕴含着一位老支书对传承这段光荣历史的责任。